尋找失落的思想
學校的生命核心是學校文化、學校精神。正如北京大學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化大學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的學校精神早已寫在其眾多教師和學子的靈魂上，成為他們學校生命的核心力量。校長是一校之魂，校長的精神氣質(zhì)和價值體現(xiàn)就在于其思想。就像陶行之的“生活教育”、晏陽初的“平民教育”、黃炎培的“職業(yè)教育”、陳鶴琴的“活教育”無不洋溢著他們熠熠生輝的精神氣質(zhì)和教育思想。校長沒有獨特的思想，就不可能形成學校文化和學校精神，學校也就無法承擔起其該有的文化地位和精神使命。

　　我們的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態(tài)勢進入21世紀，當教育改革風起云涌的時候、當我們大談教育現(xiàn)代化的時候、當我們的校長高談現(xiàn)代教育“理念”的時候、當我們?yōu)榻逃|(zhì)量的提高、為所取得的累累碩果沾沾自喜的時候，有一樣?xùn)|西卻悄悄的離我們遠去了，那就是我們的思想。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們開始變得現(xiàn)實、功利，甚至世俗、麻木，我們失去了夢想和激情、失去了個性和靈性，我們的學校在不斷追求所謂卓越的過程中，卻越來越多地失去了精神和靈魂。有時，我們以及我們的學校的確已經(jīng)成了一具披著教育外衣而沒有靈魂的軀殼—盡管這并非我們所愿。筆者呼吁：尋找失落的思想，尋找學校精神。

一、從書本中找尋。
　　思想的失落和蒼白源于知識的缺失與膚淺。我們也許并不需要學富五車，但必須具有相當?shù)闹R底蘊，否則，思想之光不會閃爍。而書本就是知識的倉庫、思想的源泉。1、與文本對話。書本以其內(nèi)容豐富多彩、信息包羅萬象的文本特點幾乎成為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載體。大量的閱讀將會使我們不斷積淀知識底蘊，充分感受文化魅力。所以，讀書，與文本對話是我們找到思想的基礎(chǔ)。2、與大師對話。書中自有大師在，大師的靈魂和思想就寫在字里行間，閱讀的過程就是與大師對話的過程，就是啟迪心智的過程、找尋靈魂的過程、點燃思想的過程。當我們從書中能領(lǐng)悟到古今中外的大師的精神實質(zhì)和思想內(nèi)涵的時候，你也就找到了開啟思想大門的鑰匙。3、與自我對話。閱讀的最高境界就是與自我對話。在與自我的對話中，我們或頓悟、或反省、或浮想聯(lián)翩、或意氣風發(fā)……我們的思想去蕪存精，我們的靈魂去偽存真。在與自我的對話中，我們會理解生命的意義、堅定人生的追求。在與自我的對話中，我們會超越現(xiàn)實的困惑與迷惘，追尋思想的自由、靈魂的安頓。

二、從智慧中體驗。
　　智慧中蘊涵著思想，思想中閃耀著智慧。我們要做“學者型”校長，因為學富五車、博學多才可以使我們充滿“文化魅力”；我們要做“科研型”校長，因為深研細究、探求本質(zhì)可以使我們發(fā)現(xiàn)規(guī)律；我們更要做“智慧型”校長，因為超越現(xiàn)實、探求本真、感悟生命是我們的職責，更是我們的追求。社會上的一見一聞，生活中的一點一滴，學校里一草一木，教師的一言一行，學生的一顰一笑無一不是智慧的源泉。教育的智慧就在我們身邊，管理的智慧就在我們身邊。如果你有浩博的夢想，如果你有不渝的愛心、如果你有超越的勇氣，那么你就是智慧的發(fā)現(xiàn)者、體驗者。體驗智慧的過程就是產(chǎn)生思想的過程，一個充滿智慧的校長肯定是一個具有“思想魅力”的校長。教育的智慧、管理的智慧本質(zhì)上就是教育思想、管理思想的體現(xiàn)，而思想的教育和思想的管理是學校教育和管理的最高境界，學校文化、學校精神則蘊涵其中。

三、從個性中升華。
　　思想源于知識，智慧產(chǎn)生思想，而個性讓一個人的思想與眾不同、靈光閃耀。個性是個體獨特的精神特質(zhì)的整體體現(xiàn)，任何偉大的思想都是個體個性的具體體現(xiàn)。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盧梭、康德、毛澤東等思想家無一不是具有豐富個性的偉大人物。在現(xiàn)實主義和功利主義充滿我們社會每個毛孔的時候，在我們倡導(dǎo)開拓創(chuàng)新的時候，我們呼喚個性，呼喚個性的思想。因為我們很難想象，沒有個性，沒有個性思想的校長能辦出一所充滿個性、充滿個性思想的的學校；我們更難想象，一所缺少個性、缺少個性思想的的學校，能培養(yǎng)出具有個性和個性思想的學生。
　　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需要思想教育的意義在于喚醒學生的思想，從教育出發(fā)，至生命的歸宿，我們需要思想，我們更需要有思想的校長。


知識分子的失落




　　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自嚴又陵、康有為、梁啟超以
降，在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上和歷史性的變動上，無論是直
接或間接，多多少少有所貢獻。到了五四運動，這一發(fā)展到
達一個新的高峰。從清末到1949年為止，就我們所知，中國
知識分子對新知識的灌輸，新思想的介紹，新觀念的啟迪，
新制度的推行，風俗習慣的改革，都表現(xiàn)了罕有的熱誠和高
度的銳氣。中國近代和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近代和現(xiàn)代中國歷史
的舞臺上，曾扮演著新時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幾
何時，面目全非，斯人憔伸1于今，一部分知識分子飄零海
角天涯，一部分知識分子被穿上緊身夾克，一部分知識分子
過著賽蹙淡漠的歲月。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涼風起天末，
．草枯木黃，無邊落葉紛紛下。只有三幾片傲霜葉，高掛枝
頭，在寒風里顫抖，任慢步懷古的詩人悲吟！

　　中國知識分子是失落了!

　　何以失落?

　　這一大變遷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簡單的因素形成的。這—大變遷是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guān)而為時代的變遷之一環(huán)。從知識分子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舉幾種重要的原因一與傳承脫節(jié)。第二，與社會及家庭脫節(jié)。第二，與經(jīng)濟來源脫節(jié)。第四，與現(xiàn)實統(tǒng)治建構(gòu)及行動人物脫節(jié)。有這么多的脫節(jié)，于是知識分子紛紛變成脫節(jié)人。關(guān)于第一、第二和第三這三種原因，從我在前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所說的可以推論出來，我無須在這里進一步作瑣細的分述。我現(xiàn)在所要說的是第四種原因。

　　中國近幾十年的巨大變動帶有濃厚的群眾運動之色
彩。群眾性的運動之發(fā)展趨向，通常經(jīng)由三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是宣傳。第二個階段是是組織。第三個階段是新的權(quán)力形
態(tài)可能出現(xiàn)。在頭兩個階段，有兩種人物居于主導(dǎo)地位：一
種人物是狂熱分子；另一種人物是觀念之士[3]。當然，有時
一個人既可以是狂熱分子又可以是觀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
者分開，有兩種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
熱分子而不是觀念之士，有的人是觀念之土而不是狂熱分
子。第二，據(jù)我的經(jīng)驗所及，如果一個人的某些觀念太清楚
了，常狂熱不起來。在第二個階段里，即在組織階段，常有
—i種潛在的行動人物(potentialman of actlon)。
這種人物常常隱身在組織中，職卑位低，不為人所注意。到
了第三個階段，如果有新的權(quán)力形態(tài)出現(xiàn)，那末這種潛在的行
動人物可能脫穎而出，成為實際的形動人物(actualman
of action)。所謂實際的行動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
官、計劃家，以及作最后決定的人等等。

　　在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除了狂熱分子以外，是觀念之
士的黃金時代。所謂“觀念之士”即是“搞觀念的人”。例
如，好談主義學說的人，愛演說的人，擅長寫文章著書立說
的人。這一類的人物我們送他們一塊招牌，叫做“觀念人物”。
群眾性的運動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傳、扇動、激勵這一類
的汽油。因此，這一期間所需要的是新的觀念啟發(fā)，貶抑既
存制度，對人眾提供理想社會的藍圖，作海闊天空式的諾
言，開列偉大的空頭支票，種種等等。這些工作觀念人物具
優(yōu)為之，而實際的行動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眾性的運
動之初期。觀念人物得以長才大展，頭角崢露。至少在表面
上，這類人物此時居于主導(dǎo)地位。因此他們的人生得到最大
的滿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權(quán)力形態(tài)出現(xiàn)，就是該換主
角演員的時候了。到了這一階段，就是實際的行動人物登臺的
時候了。可是，從初期階段到權(quán)力形態(tài)出現(xiàn)的階段，中間并
沒有明顯的形跡可分，同時觀念人物滿腦袋還是幻想。在事
實上。從權(quán)力的鞏固著眼，群眾性的運動確有收場的必要。
因為，群眾性的運動是象洪水一般的盲力。這股盲力既可被
“革命”工程師導(dǎo)來沖垮舊的統(tǒng)治建構(gòu)，也未嘗不可導(dǎo)來沖
垮新的統(tǒng)治建構(gòu)。在這一轉(zhuǎn)形的過程中，從事鞏固權(quán)力的實
際行動人物首先要設(shè)計“收拾”的就是帶頭的狂熱分子，其
次就是鼓動性的觀念人物。所以，緊接著舊的統(tǒng)治建構(gòu)瓦解
而新的統(tǒng)治建構(gòu)成立時，往往發(fā)生內(nèi)部的“權(quán)力斗爭77或
“整肅事件”。實際的行動人物富于對付人的經(jīng)驗，頭腦冷
靜，精于計算，且行動不為自己口里所標尚的主義所拘限。
狂熱分子則沉醉于狂熱之中。觀念人物則執(zhí)著于自己的觀
念，從觀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對將來世界的美麗圖象。這兩
種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權(quán)力斗爭”中常非行動人物的敵
手。

　　中國近幾十年來，實際的行動人物和觀念人物之間的悲
歡離合有發(fā)人深省之處。在中國的歷史和社會文化里，依前
所述，根本就沒有培養(yǎng)西方意義的“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知
識分子。小而言之個人的名位利祿，大而言之對國家、社會、
倫教的責任感，在在都難使中國知識分子與觀實政治絕緣。
于這一關(guān)聯(lián)上，中國知識分子享有比較特殊的社會地位，也
往往遭受比較特殊的挫敗。這類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來似
乎更深。因為，如前所說，社會文化的動亂逼著他們紛紛走
出書房。為脫節(jié)的他們自己尋覓新的安排。在這一情態(tài)之

尋找失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