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xiàn)代化第一批成熟的國家無疑是英、美、法，它足以為后來的東方國家所法效。但從憲政與民主的分野來看，英美法并非一個體系，如以國體為例，美利堅和法蘭西都是共和制，屬于民主國家。但從政體角度看，英美又是一體，都是憲政優(yōu)先民主。東方作為現(xiàn)代化追趕型國家，對英美法走過的道路，便有一個參照和選擇的問題。

　　落實到20世紀初的中國，正是清王朝末期。這是一個衰朽的王朝，面對它，有兩支政治力量在交鋒。一支是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保守主義改良派，一支是以孫中山為領(lǐng)袖的激進主義革命派，它們之間因政治理念不同，幾乎勢不兩立。

　　就其政治理念，這兩派擁有不同的西方資源。孫中山及其同盟會，取法對象是美利堅和法蘭西，他們看重的是美國和法國國體意義上的共和革命，試圖建構(gòu)一個民主國家。1905年創(chuàng)刊號的《民報》，有四幅開卷圖畫，除首尾兩幅為黃帝和墨子外，第二幅是“世界第一民權(quán)主義大家盧梭”，第三幅是“世界第一共和國建設(shè)者華盛頓”。第二號卷首的圖畫則是“法蘭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內(nèi)容描繪的是1789年巴黎民眾攻占巴士底獄的情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quán)、民生，其中民權(quán)即民主。在《民報》發(fā)刊詞上，孫中山這樣解釋民權(quán)：“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quán)主義起”。由此可見，孫中山革命派的路徑取向主要是法國大革命，像法國人民推翻路易十六一樣推翻滿清統(tǒng)治，非如此不得實現(xiàn)共和民主。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在孫氏革命派那里，其取法不是立憲意義上的美國，而是共和意義上的美國。立憲對于革命派來說，排序在民主之后。他們反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清末立憲，而是主張革命后的民主立憲或共和立憲。《民報》第二號有署名“寄生”的文章，題目是《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其中的政治邏輯即民主優(yōu)先憲政。

　　當時正在進行的清末立憲，其代表人物為梁啟超（包括他的老師康有為）?？盗旱乃枷胭Y源不是法美，而是英倫。1902年梁啟超在其《政治學(xué)學(xué)理摭言》中明言：“憲政之母，厥惟英國”。當年英倫立憲，始終是在王室的框架下展開。1640年英倫清教革命，中經(jīng)克倫威爾的共和之亂，給幾十年后的光榮革命以足夠的教訓(xùn)。它以限制王權(quán)而非消滅王權(quán)為旨歸，最終完成了幾百年來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的轉(zhuǎn)型。

　　清末立憲派走的就是英倫道路，他們不是要推翻清王室，而是逼著它往英倫立憲的方向上走，最終虛化它。所以，相對于孫氏革命派的激進主義，康梁的政體改良顯然屬于政治保守主義。梁啟超辛亥后自謂作為政論家，恪守的一個原則是“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國體有二，一君主一民主，問題是從君主到民主，勢必經(jīng)歷槍炮革命，而且會引發(fā)長期的政局動蕩，法國大革命即如是。政體亦有其二，一專制一立憲，從專制到立憲，因其國體維持不變，有可能避免大規(guī)模的暴力與流血，如英倫光榮革命。梁啟超認為，兩種國體都可以立憲，但看現(xiàn)下的國體是什么。如果現(xiàn)在的國體是君主制，那就盡可能走君憲道路，不必刻意鼓吹革命，像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社會動蕩，不但讓立憲艱難，反而會形成新的專制。因此，面對清末專制，康梁的路徑選擇，不是法式民主，而是英式立憲。

　　但這并非立憲派就不要民主，1902年，當梁啟超還傾向于革命時，其師康有為寫信給弟子“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內(nèi)中這樣指出：“蓋今日……由君主而至民主，正當過渡之世，……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币虼?，康梁解決專制的政治排序是先立憲后民主，這是典型的英倫道路。

　　中國20世紀的開頭正值清王朝的末期，滿清這最后十二年（1900~1911年）可謂中國政治現(xiàn)代化的起點。根據(jù)以上，可以看到，正是在起點上同時延伸出兩條道路，英倫路線的君憲和法蘭西的共和。盡管兩條道路各有其合理性，但走上其中任何一條，都會形成不同的歷史格局。1911年，辛亥槍響，共和宣告成功，君憲落下帷幕。清代王權(quán)政治變換為中華民國的民權(quán)政治，中國自此號稱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一百年下來，本土憲政成績?nèi)绾?，從歷史到現(xiàn)實，想必大家有目共睹。今天，我們作為后人，實應(yīng)從理性角度重新評估20世紀初的那段歷史。

　　面對清末專制，民主是解藥，抑或憲政是解藥，這是清末立憲派和革命派爭執(zhí)的焦點。這里，民主解決即革命解決，故辛亥革命一直被我們的政治主流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區(qū)別于后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孫中山看來，專制厲而民權(quán)起，因此只有靠民主才能終結(jié)專制（但，孫中山三民主義乃民族主義當頭，所以梁啟超指出同盟會的革命其實是帶有復(fù)仇主義色彩的種族革命）。只是這里有一個問題革命派未曾考量，如果民主本身表現(xiàn)為革命，它固然可以推翻專制，但，隨之而來，是不是會形成自己的專制，即“民主的專制”或“共和的專制”？

　　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種現(xiàn)象。法國革命，從革命前路易十六的專制到革命后羅伯斯庇爾的專制，然后又延伸到拿破侖的專制，幾十年間，無有已時。然而，歷史不獨法蘭西，后來踵繼法國大革命而起的俄國十月革命，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幸這樣的例子幾乎版本不變地又延伸到中國。即以辛亥論，共和之后，取代清末君主專制的就是袁世凱的共和專制。然而，20世紀的專制并非到袁為止，從袁后的北洋專制到國民黨專制……一路延伸，我們委實不難看到：政權(quán)越往后，專制程度越甚；而且其專制程度又正與當初民主革命的烈度成正比。因此，這不妨是一種獨特的歷史經(jīng)驗，從法蘭西到俄羅斯到中國，民主革命的路徑，從來就沒有解決過專制問題。其所以如此，就在于革命本身就是最專制的東西。

　　這時，回過頭來看被歷史淘汰了的梁啟超，便不難發(fā)現(xiàn)我們的歷史在哪兒出了問題。問題就在這百年政治現(xiàn)代化的起點上。和同盟會不同，梁啟超是用憲政消解專制。專制如果是指一種權(quán)力既不分權(quán)，又凌駕法律之上；那么，清末憲政恰恰是設(shè)議會以分解君權(quán)，并將其置于憲法內(nèi)而加以制約。梁啟超把同盟會推翻滿清統(tǒng)治的革命稱之為種族革命，把立憲派的政治主張并舉措稱之為政治革命。在他看來，政治革命就是“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在梁看來無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都是政治革命。但，“茍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chǔ)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yōu)楣埠蛯Ｖ?，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這是梁啟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中的表述，他其實在辛亥前就預(yù)見到同盟會的民主革命，注定形成革命后的民主的專制；并且這種專制給立憲帶來更大的難度。

　　人們都說歷史不能假設(shè)，就歷史事實而言，固然如此。但歷史在當初卻不止一種可能，它并非必然走不通。因而就歷史研究而言，我們確實無以回避對歷史另一種可能的探究，哪怕它并未變成現(xiàn)實。一百年前的中國大地，儼然成了英倫道路和法蘭西道路的試驗場。雖然，激進主義民主在這場博弈中取勝于保守主義的憲政，但回望歷史，分明是英倫經(jīng)驗更切合中國古老的現(xiàn)實。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擁有漫長的君主傳統(tǒng)，美國的新共和并不驟然切合傳統(tǒng)君主制的中國。但，歷史是人的作業(yè)，當年我們的選擇正好相反。辛亥學(xué)了法蘭西，后來我們又學(xué)了效法法蘭西的俄羅斯。民主革命從舊到新，一仍其貫，終于寫就了我們大家都看到了的20世紀專制遞進史。

　　一百年前的中國大地，儼然成了英倫道路和法蘭西道路的試驗場。雖然，激進主義民主在這場博弈中取勝于保守主義的憲政，但回望歷史，分明是英倫經(jīng)驗更切合中國古老的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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