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最近刊發(fā)清華教授的奇文《反腐敗從正人心做起》，給人的感覺是否定“制度反腐”，認為“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為只要大膽引進某種全新的制度即可創(chuàng)造奇跡，是天真的想法！”制度靠不住，又靠什么呢，原來教授提供的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正人心”。

　　它來自漢儒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謂：“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

　　于是，我們看到，正制度還是正人心，便成了該教授的單項選擇。

　　作者不但選擇了正人心，而且認為“只有從人心和風氣這個突破口出發(fā)，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來，”此即正人心以正制度。

　　制度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是法治還是專制。人心則屬于道德范疇，正與邪，便是兩種不同的道德取向。

　　腐敗如果是一種政治弊端，解決它主要是靠制度呢，還是靠道德。該教授把正人心之類的道德看得比制度更重要，這是對刻下政改的避重就輕。

　　殊不知，政治改革就是制度改革，它的攻堅難度就體現(xiàn)在“制度”這兩個字上，但教授告訴我們，制度可以放在一邊，關鍵在于正人心。所以，該文一出，便招致相當的批評。批評中一個普遍的看法是，正制度比正人心更重要。其實，不僅如此，真正的正人心，則是正制度以正人心（亦即以制度的優(yōu)勢養(yǎng)成普遍良好的道德風習，以它來推動道德人心的變化）。

　　針對該教授道德上的正人心以正制度，我們可以聽聽德國哲學家康德的聲音，在《永久和平論》一文中康德說：“正如良好的國家體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個民族良好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國家體制?！?/p>

　　康德的意思換作這里便是，好體制不能指望正人心，但好制度卻能使人心正。

　　人是環(huán)境的動物，人的道德狀況極易受環(huán)境尤其是制度環(huán)境的影響。除了少數志士仁人，大部分人的道德水準無以突破制度環(huán)境所允許的限度。比如在一個靠謊言支撐的專制制度下，說真話的人肯定不會多，它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你再作道德鼓勵也沒用，畢竟人的本能是趨利避害的。

　　因此，根據康德，正人心無以正制度。這條路在歷史上就沒有走通過。漢儒董仲舒那一套言論無疑正確；但從公元前到公元后，從兩漢至清末，一千多年過去，它并沒有解決皇權專制的問題。清華教授今天還把它端出來當藥方，最低程度也是一種回避真問題的誤導。

　　然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康德看法的另一面，即正制度以正人心。

　　制度設計，從來都是針對人性中的缺陷與幽暗面，它離不開規(guī)范與制約。比如針對權力的法治制度，就是用來限制權力的，這是出于對權力本性以及權力者人性的體認，預先防止它向惡的一面傾斜。

　　同樣，針對權利也是如此?，F(xiàn)代信用制度，如果是對權利與權利之間在信用交往上的制度安排；那么契約作為信用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就在于它對權利雙方都是一種規(guī)約，亦即防止其中任何一方失信于自己先前的承諾。也就是說正是出于對人性的不信任，才有信用制度的產生；如果信任則信用制度立即就成為不必要。

　　由此可見，任何制度及其設計，都不過是防止人性惡的一道堤壩。當制度能夠有效地、剛性地、先在地遏制人性中惡的一面和邪的一面，那么，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正的一面自然而然就會顯現(xiàn)出來。這就是制度正則人心正，亦即道德之善依賴于制度之良。

　　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社會道德水準大幅下降，那就要到制度環(huán)境中去找原因。這里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問題。

　　筆者的朋友最近準備買房，但房主是一位美國人。本來中介可以在賬面上調低房價，這樣可以少上稅。國人一般都愿意，而且事實上這樣做的人也不少。但美國人不干，該交多少就交多少，一個子兒也不愿少。無疑，單就此事，美國人的道德水準要高于一些國人。

　　但中介說得很清楚，美國人不是不想占便宜，而是害怕。一旦查出，他的損失要比所占便宜大得多，同時個人信用也完了，這會讓他以后寸步難行。

　　這里，利弊得失很清楚，信用制度要求每個人必須守信，否則你必得付出慘重的代價。我們是可以說這位美國人的道德水準很高，但制度在后面起的作用，誰也不能忽視。或者，正因為一套剛性制度的存在，人們適應慣了，習慣成自然，因而大家的道德水準一塊也就上去了。

　　腐敗作為一種人人痛恨的現(xiàn)象，道德其表，制度其里。如果反腐是從道德上的正人心做起，而不是從正制度做起；那么，道德的調子會越來越高，正如腐敗本身會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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