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轉了一圈，又回到市場，回到斯密關于政府職能的定義，政府的作用不在市場之內，而在市場之外界定和保護私人產權

　　1976年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記者問他誰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不假思索地答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一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的學者，在事業(yè)的峰巔向學術對手致以崇高的敬意。這敬意并非佯作大度，與謙虛和禮貌也沒有任何關系，弗里德曼對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是眾所周知的。正是這一批判將經濟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凱恩斯就沒有弗里德曼。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橫掃西方世界，主流的古典經濟學一籌莫展，它既無法解釋蕭條的產生，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凱恩斯大膽拋棄了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方法，不再固守完美競爭的市場，不再視價格為具有充分彈性的供需平衡器，在價格剛性的假設下，導出了長期蕭條的可能性，并提議政府增加開支以補充私人部門的需求不足，從而賦予政府前所未有的經濟功能。

　　凱恩斯簡單假設了價格和工資剛性，但未給出剛性的微觀理論解釋，這一缺陷由后來的新凱恩斯主義者部分彌補。凱恩斯學派另一更關鍵也更致命的假設，是“無所不能與仁慈的”或“聰明且意愿良好”的政府。這里“意愿良好”的含義，是政府最大化社會福利。令人詫異的是，迄今沒有幾個凱恩斯主義者對此基本假設作過認真和系統的說明。

　　弗里德曼不得不肩負起這一任務。政府真的比市場聰明嗎？以引發(fā)凱恩斯革命的大蕭條為例，弗里德曼用數字和事實揭示了那場災難實際上源于“政府失靈”，而不是“市場失靈”。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美聯儲未能及時向金融系統注入資金，反而收緊銀根，致使商業(yè)銀行在基本面尚屬健康的情況下，因頭寸短缺無法周轉而破產。銀行系統的癱瘓令經濟陷入混亂，釀成長達十年的蕭條。

　　在弗里德曼與施瓦茨的里程碑式著作《美國貨幣史》中，兩人以大量數據說明，截至上世紀60年代，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非但沒有穩(wěn)定經濟的運行，反而直接造成了經濟的周期波動。政府能否先知先覺，在恰當的時點上，以恰到好處的政策力度調節(jié)經濟，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沒有保證。如果政府不比市場聰明，為什么要讓政府調節(jié)經濟呢？

　　至于“意愿良好”的政府，更是凱恩斯主義者為了搭建理論體系的方便，信手拈來的一塊積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指出，近代史上，英國首先實現經濟發(fā)展的飛躍，完善的產權保護為重要的原因；但這并非出于英王政府的良好意愿，而是憲法與議會對國王形成了有效制衡。相比之下，享有絕對王權的法國和西班牙政府，恣意侵犯民眾產權，阻礙了市場的發(fā)展，使兩國經濟長期落后于英國。

　　即使到了現代，世界上也鮮有“意愿良好”的政府。格林斯潘在他的新書中就認為，小布什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是為了石油，布什家族和副總統切尼都與得克薩斯石油財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老布什也曾抱怨過這位美聯儲前主席，沒有在1992年大選前放松銀根，創(chuàng)造更多就業(yè)以爭取選票，害得他輸給了克林頓。若非法律和制度保證了美聯儲的獨立性，貨幣政策就可能淪為總統牟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如果政府也是理性經濟人，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聰明且意愿良好”的假設便失去意義，公共政策的設計與執(zhí)行就不可能像凱恩斯主義者設想的那樣簡單：經濟蕭條時增加政府開支和放松銀根，過熱時削減開支和提高利率。現實中永遠是花錢容易緊縮難，對選票的考慮時常壓倒一切，調節(jié)經濟的需要反而淪為制定政策的次要因素。歐洲的福利國家就在這種政策和選票的博弈中膨脹，今天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監(jiān)管的實踐也說明“意愿良好”這一假設的虛幻性。政府干預自然壟斷，原本應促進競爭，降低價格，保護消費者利益，結果卻是行政壟斷代替自然壟斷，公眾繼續(xù)承受高價之苦。又如政府出面規(guī)范市場，原本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結果演變?yōu)椴块T利益的擴張，行政審批代替了法制規(guī)范，交易成本不降反升。

　　施萊弗等經濟學家證明，當政府也是理性經濟人同時又缺乏有效的公眾監(jiān)督時，政府干預的成本有可能超過“市場失效”所帶來的損失。這一結論的政策含義不言而喻，與其行政壟斷，還不如自然壟斷；與其政府規(guī)范，還不如市場自律；與其政府干預，還不如放任自流。轉了一圈，又回到市場，回到斯密關于政府職能的定義，政府的作用不在市場之內，而在市場之外界定和保護私人產權。

　　毫無疑問，凱恩斯和弗里德曼都對經濟學發(fā)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一學科的公認奠基人是斯密。斯密第一個對人類經濟活動進行了理性分析，天才地論證了市場的有效性，無論今后涌現出什么樣的大師，經濟學家都將永遠是斯密的孩子。

　　作者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許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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