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理，不同時期的工作的重點，以及不同工作之間的輕重緩急的安排總是有所區(qū)別的，不能死搬硬套。后期安排的調整并非說明以前的安排一定有問題；反過來，也不能以前期安排的正確，就用來作為后期調整是背叛的證明。卡內基中國經濟專家黃育川最近在談到中國經濟走勢的時候指出，“一個政策過去正確但隨著形勢的變化現在未必正確。”他舉例說，“比如地方政府過于倚賴土地財政，在過去中國還沒有商品房市場的時候這肯定是一項創(chuàng)舉，但現在來看這一情況必須要進行改革。”的確，在強拆已經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誘發(fā)因素的情況下，一定要拿“發(fā)展才是硬道理”說事，就會被奉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舉動的尚方寶劍。

由此看來，作早期實踐與晚期實踐的劃分絕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決定著人們對新的實踐檢驗標準的認識。也就是說，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固然要在計劃經濟的模式面前解放思想；但是在這個實踐的后期也要在前期的模式面前解放思想。近日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羅伊湯姆森大廳，一場關于中國世紀的“巔峰對決”式的辯論中，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引用了鄧公的一句話：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引起了聽眾大笑。李稻葵亦笑言：“當然，鄧老不會介意我們偶爾辯論這一場的。”這種調侃無疑也可以看作是解放思想的一種象征，否則他也就沒有必要或者沒有可能去秀一把“嘴皮子功夫”了。

不過，如果把此番的解放思想視為“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那么就有一個新的特點，那就是在需要解放思想到還沒有解放思想之間，對于這一段時間所出現的瑕疵，我們要敢于認錯。如果將我們活著的人在實踐中造成的偏差算在故去的人身上，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們也不必把自己想象或者包裝的那么完美。在“唐駿學歷門”中，面對逐漸被披露的事實，唐駿始終堅持“狡辯”的愚蠢公關策略，發(fā)出“蒙過所有人就是成功”這樣挑戰(zhàn)全民道德價值觀的弱智言論，原本是大可不必的。因為唐駿的成功是一種現實，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如果真有附庸風雅搞個假學歷的小小瑕疵，也不至于動搖他“打工皇帝”的形象。

在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中，如果確實存在著分配不公、收入差距過大的新弊端，那么我們把這種實踐適當分期，將更便于進行必要的切割，更有利于揚長避短。但愿我的這種“異質思維”不至于沉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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