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構建住房制度尤其是住房保障制度的基礎。由于我國《住宅法》缺位，保障性住房并非法律規(guī)定的政府責任，對地方政府缺乏強制性約束力，導致保障性住房建設往往成為應景之作，遠遠無法滿足保障需求。隨著房價持續(xù)上漲，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保障問題日益突出，《住宅法》立法已迫在眉睫。

　　針對城鄉(xiāng)居民普遍關注的住房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鄭功成等全國人大代表共同提出議案，建議加快《住宅法》的立法進程，通過法律規(guī)范來確立城鄉(xiāng)居民的住宅權，實現(xiàn)人民住有所居，并不斷改善居住條件。作為議案起草和領銜人，鄭功成代表還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住宅法立法建議稿草案》。

　　而在此之前的2月24日，40所高校的300余名博士生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發(fā)表公開信，建議后者聯(lián)合向兩會提交一份關于加快《住宅法》立法的議案，他們還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住宅法草案建議稿》。

　　《住宅法》在今年兩會上，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蹲≌ā返降子卸嘀匾?？在西方任何一個發(fā)達國家，其住房制度尤其是住房保障制度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之上的，然后，以法律為核心，形成市場、法律、政府三位一體的完備的制度體系。在荷蘭，早在1901年就頒布了《住房法》，明確規(guī)定政府應為公共住房建設提供補貼；在英國，早在1919年就頒布了《住房和城鎮(zhèn)規(guī)劃法》，明確規(guī)定政府應對公共住房建房提供支持；在美國，1937年，美國聯(lián)邦政府出臺了《住房法案》，授權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員會負責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設；在瑞典，其住宅相關法律規(guī)定，要使全體人民能夠以合理的價格住進寬敞、舒適和設備齊全的高質量的房屋。

　　《住宅法》屬于基礎性法規(guī)，正因為這種基礎性法律的缺位，導致了我國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的滯后。以廉租房為例，截至2006年4月，全國尚有13個省(區(qū))沒有將廉租住房制度建設納入省級人民政府對市(區(qū))、縣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標責任制管理，70個地級以上城市沒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由于《住宅法》缺位，廉租房并非法律規(guī)定的政府責任，而只是政策層面的要求，對地方政府缺乏強制性約束力，他們能拖就拖，能應付就應付，使得廉租房建設成為應景之作，即使那些“被迫”建設廉租房的城市，也大都規(guī)模有限，遠遠無法滿足保障需求。根據(jù)建設部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全國城鎮(zhèn)低保家庭中約有400萬戶住房困難，而截至2006年年底才解決了26.8萬戶，僅占6.7%。如果再考慮到人均建筑面積10平方米以下的近1000萬戶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廉租房需要承擔的保障責任極為艱巨。

　　只有法律所確認的住房保障責任，才能真正會被地方政府認真執(zhí)行。世界上但凡有《住宅法》的國家，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都是強制性的，倘若政府未認真履行職責，就可能被民眾訴上法庭，而且，有的國家直接把居住權上升到“可抗辯”的高度。比如，2007年1月17日，法國通過了“可抗辯居住權”法案，承諾增加住房建設投入，在法國基本實現(xiàn)人人有房住。該法案規(guī)定，從2008年12月1日起，無房戶等5類住房困難戶可向主管部門要求解決住房問題，如問題得不到解決，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因為沒有法律約束，地方政府熱衷于將有限的土地資源拿去搞商業(yè)開發(fā)，將有限的財力用于搞各種形象工程，而公民住房保障卻被忽視，公民的住房基本權利難以落實。即使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地方，也常常發(fā)生“變異”——無論是經(jīng)濟適用房還是廉租房，如果沒有法律的嚴格規(guī)范很容易走向畸形。比如，一些地方的經(jīng)濟適用房落入了高收入者手中，導致經(jīng)濟適用房的出租率遠遠高于一般性住房；再比如，一些地方的經(jīng)濟適用房變成了單位的豪華自建房，經(jīng)濟適用房這種保障性住房成為一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或幌子。一些地方干脆采取替換的辦法，玩“貍貓換太子”游戲，他們以經(jīng)濟租用房替代廉租房、以限價房替代經(jīng)濟適用房，變相推卸住房保障責任。

　　誠如鄭功成代表所說：“住房問題涉及國家和政府責任，也涉及家庭和個人責任，還連著市場與單位。沒有法律上的規(guī)范，很容易導致住房供應秩序混亂，也無法根治政府主導的經(jīng)濟適用房、廉租房建設和分配中的異化現(xiàn)象。健康的住房保障制度和理性的房地產(chǎn)市場都迫切需要相應的法律規(guī)范，通過法律來確立城鄉(xiāng)居民的住宅權！”

　　從社會保障和關注民生兩個角度看，住房權都應該作為人民生存權的一部分，應該以立法形式來保障?！蹲≌ā芬话惆ㄈ齻€比較重要的內(nèi)容，首先就是構筑住房保障功能，強調居民有住房權，實現(xiàn)“居者有其屋”；其次是保護消費者權益，對房屋處置、物業(yè)費等問題作出明確；三是重構市場制度，使開發(fā)商壟斷的住房供應體制向保障性住房、商品房、自建房等多元化供應體系轉變。

　　目前，房價到底有無出現(xiàn)拐點，依然存在很大爭議。我國房價上漲易下跌難，其根本原因在于住房市場的壟斷。要促使房價理性回歸，必須引入競爭機制，而通過《住宅法》承認自建房、合作建房的合法性，建立起多元化的充分競爭的住房供應體系，無疑是一個捷徑。事實上，世界各國的《住宅法》中，無一不保護自建房、合作建房。自建房、合作建房被公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強化市場競爭的住房建設模式，在住房問題解決得最好的瑞典，其合作建房的比例高達40%。

　　《住宅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住房權利，改善居住條件、居住環(huán)境。早在2001年，就有制定《住宅法》的建議提出，但由于部門利益等因素的阻礙，導致這部法律遲遲不能問世。隨著房價持續(xù)上漲，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保障問題日益突出，《住宅法》立法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在今年的兩會上，簽署《住宅法》議案的人大代表有幾十位，有關《住宅法》的討論始終是兩會代表、委員討論的焦點。期待《住宅法》早日列入立法規(guī)劃，填補這一基礎法律缺位的尷尬局面，重構我國的住房市場、加快住房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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