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與偏見，驕慢與專橫如果馬克斯·韋伯是一個具有學術(shù)良心和道德、思想真誠的西方學者的話（當然不能要求他像愛因斯坦那樣有偉大的思想），首先他絕不會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把西方的價值觀念和宗教形式強加在中國人文精神和文化的論題上；毫無客觀及思辨性，也根本沒有對中國文化及社會作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考察，就大言不慚地專橫地下了斷論：中國存在著許多有利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因素，也存在著不少不利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因素。這就如同中國晉代的白癡皇帝--惠帝一樣，當大臣報告百姓沒有飯吃之時，他說了一句遺笑千古的名言："為什么不去吃肉糜呢？" 
其次，雖然他也作出了以下說明："在討論中國問題之前，我想我必須承認我并不是中國問題的行家里手，也不懂漢語，所以對于中國的研究到底有多大價值，我自己的感覺，也不是十分踏實。其實，這也并不僅僅因為我不是中國問題的專家，更多的是因為中國與我們生活距離太過遙遠，所以在進行研究時，只能運用翻譯的文獻，而且用于研究中國材料又是那樣的奇缺。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研究當然不可能是考證性質(zhì)的（按：那就只能強不知以為知，不負責任的私心臆斷和昧心論證）。
實際上我對中國的研究只不過是試圖通過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以及儒教與道教的分析，來進一步印證我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對中國社會和儒道兩家的無知與曲解的大前提下，其結(jié)論可知）：即西方民族在經(jīng)過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倫理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起到了重大的促進作用；而沒有經(jīng)過宗教改革的東方民族的宗教倫理精神對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fā)展起到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因此，我對中國所進行的研究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為參照系的，著重強調(diào)了那些阻礙理性經(jīng)濟活動的精神因素。而相對忽略了那些符合經(jīng)濟理性的因素"（這是典型的自以為是的西方中心論調(diào) ，充滿了偏狹和專制，傲慢與偏見）。透過韋伯自己的說明，表面上似乎他是站在客觀、公正也很謙虛的立場上，無可奈何地表示出對于研究中國問題的遺憾之處和不足之處；實質(zhì)上他以"無知為論斷"，其奈我何的蠻橫心態(tài)卻表露無遺。
同時，恰恰是在他對自己"不懂漢語"，"只能運用翻譯的文獻，而且用于研究中國材料又是那樣的奇缺"的情況下，道出了自己論證的先天不足之處，既有如此的自知之明，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和責任心的學者，就會更加虛心研究，待充分掌握資料后再作出評論也不遲，這也是一般學術(shù)界起碼應有的公論和態(tài)度，例如英國的羅素和李約瑟等人就是如此。
韋伯在沒有充分和十足準備之下，就自以為是的"試圖通過對傳統(tǒng)中國社會以及儒教與道教的分析，來進一步印證我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不止在做學問方面失去嚴謹和公正性以及可信度。同時也可知他用來印證其販賣西方中心論私貨的《儒教與道教》一文中所表述的觀點是何等的無知和歪曲。

在評論韋伯對于中國文化及社會的無知和歪曲之前，先引述李約瑟在其編著的《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中的一段話："幾乎一切中國自然哲學所具最要的特點之一便是免得陷于歐洲有神論的與機械唯物論的世界觀的持續(xù)爭論--即是西方迄今未能全然解決的對立論題。"李約瑟的這段話，正是他在了解到作為思想家的老子和莊子的思想體系后，才作出的正確評論（可參考該書中第三章：論道家與道教）。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老子和莊子的定位從來就是思想家，根本與宗教無關(guān)（尤其是與西洋所謂的神秘主義的宗教無關(guān)）。 其實所有對中國文化稍具常識的人，就都會知道，作為"宗教"的道教是從東漢時才形成的一個教派，根本與老子和莊子無關(guān)，老子和莊子（還有黃帝）只是被這些教徒利用來作為"招牌"，進而把老子和莊子的思想體系，改換成他們的理論基礎(chǔ)，如同早期的耶穌本來只是個猶太教派的改革者，后來卻被神化為"基督"救世主一樣。

由于韋伯自己不懂漢文，再加上中國的研究資料又是那樣的奇缺，他更念念不忘自鳴得意地認為："資本主義是由一套獨特的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構(gòu)成的文化體系，之所以未能在中國發(fā)展起來，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不利的物質(zhì)條件以外，更為根本的原因以我看只能從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中尋找了，這就是我在研究中國的社會學基礎(chǔ)以后的最大感受"。
有關(guān)中國的社會學基礎(chǔ)，韋伯到底具備了多少正確、實際而又可靠的資料來論證他的觀點，姑且不論，但憑他對于"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中尋找到的認知"而言，其無知無識卻是到了令人心驚的地步。
韋伯居然硬把老子和莊子等同西方所謂的神秘主義的宗教，而大談道教的主要目標，和黑格爾一樣以無知來論斷中國的"儒教"。
韋伯對于真正的老子和莊子的思想和精神，根本無從認知和探討，當然就只能以無知為知，作為他的理念，進行曲解附會；在《儒教與道教》中全篇充斥著這樣和那樣的曲解和附會，比如："上文我已經(jīng)說過，孔子雖然和老子、莊子一樣引退獨居，但不同的是，神秘主義者--老子與莊子--因為他們的救贖追求而拒絕擔任官職，而孔子則因未能任職而離群索居。"
再如："道家的主張和目標是真正的神秘主義，老子為了逃避擔任官職，不惜自我貶低，他曾經(jīng)說過：我乃（逃脫俗世之智慧）之愚人也。莊子更有甚之，為了不愿受到官職的束縛竟然以豬為美，’我寧游戲污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所以，我認為就對中國人生活態(tài)度的影響而言，道教比正統(tǒng)的儒教更為消極。"
韋伯最為得意因而也把自己的無知無識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的論調(diào)則是對于道教主要目標的結(jié)論："道教徒也得出了一種令人詫異的結(jié)論，那就是’至人’，必須是’不死不生’的，其行止如無生者，’與天地萬物一氣’，’拋卻肉體’，乃是老莊道教的主要目標"。
先不論在上文，韋伯是有意還是無心說出"莊子以豬為美"的附會之辭（他還引述《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作為論據(jù)），來作為對莊子的認知。而在此文中的論點，卻更令人啼笑皆非，哪里像是一個思想敏銳、理論深邃的學者的論述，簡直是篇幼兒園中的涂鴉之作，他的這種輕慢而不嚴謹?shù)男膽B(tài)，隨心所欲的牽強歪曲，簡直是對學術(shù)的污蔑和褻瀆，連對《莊子》的《逍遙游》中："至人無已，神人無功，圣人無名"，《齊物論》中："道通為一，""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以及《老子》："吾之大患在我有身"等等的微言大義都一無所知，也不作客觀的論證，像有眼如盲，有口如啞，有耳如聾的痞子一樣，作出了如此輕率的論斷。因此說韋伯對于中國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的認知和對中國社會學基礎(chǔ)的了解，其無知無識到了令人心驚的地步，一點也不為過。 

我們再看韋伯是如何了解和認知所謂的儒家，如何歪曲和附會所謂的儒家，如何以先入為主，偷換概念的方法來論述其所代表的正確性和所代表的真理性--
"但是有一點是許多人都忽略了，就是儒教并未完全否定鬼神之類巫魔力量的存在，儒教對鬼神只是’不語’而已，不語是不說的意思，它頂多也就是包含了不想說的意思，我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不置可否、模棱兩可的暖昧態(tài)度，并不意味著明確的否定。我發(fā)現(xiàn)在孔子的許多言論里都存在著這種暖昧的態(tài)度，例如《論語·先進》中就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等等。
"我們西方人都知道新教是完全否定任何巫魅存在的現(xiàn)實可能性的，毫無疑問，單就這一點而言，儒學對鬼神的否定就是相當不徹底的。即便我們承認儒學是不信鬼神的，但是我想儒學作為一種倫理上的終極價值，能夠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一直在規(guī)范著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其影響也是絲毫不遜于任何一種宗教倫理的。很明顯，儒學作為一種信仰方式在中國人的思想上起到了判明方向的價值取向作用，在人們的行為上起到了戒律、規(guī)范的倫理作用。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我們完全可以把儒學看作為一種宗教。實際上，無論是’教’，還是’禮’都意味著終極關(guān)懷，絕對價值和絕對倫理，而從社會功能的角度看，宗教與終極關(guān)懷，絕對價值，絕對倫理并無二致"。
引述了這么一段長文的原因是要表明韋伯在本文中所作論證的游戲規(guī)則：他的隨意性和隨機性，可以把任何一種概念都納入到他所預設(shè)的規(guī)范中去，只要他覺得合他的理，就可以毫不猶豫地把別的概念轉(zhuǎn)換成為他的思維理念中的一環(huán)，甚至不惜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完全無視于概念本身的真實含義所在，拿來作為他論證的支點。
例如本文中對于《論語·先進》中的斷章取義以說明"儒家對鬼神否定的相當不徹底"，進而更為粗暴無理的，不經(jīng)任何學術(shù)上的辯解，就想當然，自以為是的"可以把儒學看作一種宗教"，而其所持的理由，更為荒謬；殊不知真正作為孔子儒家禮教傳承代表的荀子，正是二千年來主要影響著中國人思想行為的人物，荀子結(jié)合孔子的禮教思想和莊子的天道思想，與歐州的尼采一樣，在其有名的《天論》諸篇中早已徹底掃除了宗教信仰。

二千年來，同時影響中國人思想行為的還有中印文化的結(jié)晶--禪文化，即莊子加上隋唐時的佛學，也都是標榜人文精神而批判宗教信仰的墮落，一直持續(xù)到十八世紀。這些史實，韋伯全然無知，卻大談儒學就是一種宗教，豈不是如《莊子》所說的"夏蟲不足以語冰"，"其知也有聾盲"！
更為荒腔走板的是韋伯評論儒教與新教的差異是"因為儒家缺乏對形而上學和理論思辨的關(guān)心。"
這完全是做賊喊捉賊的把戲：不要忘記中世紀以來，經(jīng)院哲學，宗教裁判所等等的惡行和專制以及對科學的摧殘，人性的踐踏；新教既然是宗教，其本質(zhì)必當如此，任你如何掩飾巧扮，也改變不了宗教信仰本質(zhì)上的反動性--反人性，反科學，反真理--那么對新教而言，不要說缺乏對形而上學和理論思辨的關(guān)心，恰恰是根本與之相反，又如何能反過頭來批評儒家缺乏關(guān)心呢？
同樣是當代的美國學者懷特海，在其《科學與近代世界》中說："雖然直到1500年歐州所知道的東西加起來還沒有公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但到了16、17世紀時，為什么突然加快了呢？實際是一種新的思想面貌，得到了顯著的體現(xiàn)而加強了。這種思想方式甚至比新科學和新技術(shù)更為重要，它把我們心中的形而上學前提以及構(gòu)思的內(nèi)容全都改變了。"
"這種思想上的發(fā)展卻變成了有素養(yǎng)的思想家中一種盛極一時的習慣，這是使生命甜蜜的糖，大學的主要責任就是要繼承這種傳統(tǒng)，作為一種文化遺產(chǎn)而廣泛傳布，使之流行于萬世"。
懷特海所說的"我們心中的形而上學前提以及構(gòu)思"就是所謂的宗教信仰，也就是韋伯所說的"形而上學和理論思辨"。兩者相較，懷特海澄清了科學和形而上宗教的界限，贊嘆改變宗教信仰而追求科學思想，韋伯卻仍然混淆科學和形而上宗教信仰在本質(zhì)上的差別，而試圖以新教倫理取代科學思想，這是對學術(shù)和真理的歪曲和背叛。
因此，韋伯接著在下文所作的一系列的論證，都是在這種似是而非，論斷不清的大前提之下引申而出的，其結(jié)論之錯謬，當不在話下，也不足為怪。
"有人可能會說，中國不是有四大發(fā)明嗎？中國的自然科學不是在古代就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發(fā)展嗎？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的科學發(fā)展始終局限在純粹經(jīng)驗的領(lǐng)域之內(nèi)的。在儒學的思想體系里，沒有西方宗教中出現(xiàn)的種種形而上學的假設(shè)"。
韋伯這種不知所云的說法，到底是想說明什么呢？他對中國古代科學的發(fā)展那么輕率，不屑一顧的就下了曖昧和錯誤的判決，同時對于中國的儒家沒有具備如西方宗教上帝的迷信以及沒有具備把上帝當作第一因等等形而上學的假設(shè)，于是更接著作出了以下錯誤的評價：
"儒學也根本不關(guān)心現(xiàn)世超越者的緊張對立，這就決定了儒學對現(xiàn)世的既定秩序，人事興廢所采取的現(xiàn)實主義立場，以肯定和樂觀的態(tài)度調(diào)節(jié)人與世界的關(guān)系，去適應現(xiàn)實，而不去駕馭現(xiàn)實和改造現(xiàn)實（難道新教不是如此，尊奉上帝的訓誡而不敢對上帝有所懷疑和改造嗎？）。
"儒學把一切無把握的事物和現(xiàn)象都歸之于天命，’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新教在這種意義之上，比儒學歸之天命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把一切都歸之于上帝，在西方這是婦孺皆知，婦孺皆備的常識和心態(tài)。
然而韋伯卻說"儒家這種成事在天的思想導致了中國人消極順應的心態(tài)，我以為這是導致中國近代以來科技衰落和社會發(fā)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導致中國近代以來科技衰落和社會發(fā)展緩慢的原因，極其錯綜復雜，只要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稍有研究的人，就會知道其主要原因絕非是如韋伯那樣庸俗化，浮淺化的推論：由儒家"成事在天"的思想導致中國人消極順應的心態(tài)所造成的。
事實上，正是韋伯所說的新教信仰，才是阻礙西方近代科學發(fā)展和近千年的西方社會發(fā)展遲滯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文藝復興，沒有啟蒙運動，改變了西方人以上帝為主的形而上的思維形式，帶來了如懷特海所說的："使生命甜蜜的糖：科學思想。"那么很可能西方還一直停留徘徊在愚昧無知，黑暗的中世紀時代，讓專權(quán)貪婪的教皇或視民如土的暴君控制一切。
對于中國文化精神，科學發(fā)展的歷程，社會學基礎(chǔ)的構(gòu)成，諸如此類博大精深的問題，又豈是如韋伯之流--西方中心論--的"偽科學"，"偽漢學"所能證知了的？！
同樣的西方學者，同樣的當代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如上文所說李約瑟等人，絕不會犯上述幼稚和輕視的毛病。從李約瑟所編的《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史》中有關(guān)儒家、道家以及道教的評論和研究與韋伯的《儒教和道教》相比之下，什么是對真理的熱愛與追求，什么是對真理的武斷與背叛；什么是西方學者的責任和良心，什么是西方學者的驕慢與偏見，只要以平常心來看，就不難分辨出來。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充斥的曲解真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之勢，無法一一剖明，只能以他對太平天國一場鬧劇的認同，作為對韋伯其人其心其知的最后剖示：
"許多學者在研究中國宗教的時候，都認為中國之所以未能發(fā)展出西方那樣的宗教形式乃是由于天性甚至是中國人的人種所決定的，我是不贊成這種觀點的，雖然，我也承認中國的確沒有發(fā)展出西方那樣的宗教形式。
"如果說中國人天生的本性就不適合西方的宗教的話，那么近代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曾經(jīng)獲得過巨大的成功又當如何解釋呢？我想太平天國可能是中國儒教倫理所經(jīng)歷過的一次最有力，最徹底的反抗了。在太平天國的教義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基督教的成分，當然這種基督教的成分是與儒教的一些成分雜糅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太平天國取得了勝利的話，又有誰能夠斷言它的最終結(jié)果呢？
我想儒教的一些因素，如祖先崇拜等肯定會被保留下來，但是我認為有一點是非常有意義的，那就是太平天國的運動與正統(tǒng)儒教在許多方面的差異都說明了在中國這個文明悠遠的古國里，一個與基督教精神相接近的宗教是完全有可能產(chǎn)生，并扎下根來的"。
已經(jīng)不必要對韋伯的呢喃夢囈和癡心妄想再作過多的批判，誠如一句猶太人古老的名言："在荊棘叢中是結(jié)不了蘋果的。"就讓"塵歸塵，土歸土，""凱撒的還給凱撒，上帝的還給上帝"，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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