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條例”最應該也最有望實現(xiàn)的，其實并非什么“職工調薪可能參考CPI”，而是為勞資雙方搭建一個公平博弈的平臺。“工資條例”理應從制度上對處于絕對弱勢的勞動者給予更多的扶助。

　　目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作為牽頭單位，與包括全國總工會、中國企聯(lián)等社團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家部委，聯(lián)合組建起工資條例立法小組。據(jù)稱前期的立法調研已經完成，草案的成形正在緊鑼密鼓中。（1月20日《東南快報》）

　　這一消息經諸多門戶網站的重點推薦后備受矚目。媒體和網民幾乎都把目光聚焦在“職工調薪可能參考CPI”上。但只要我們稍稍注意一下報道中的措辭就不難發(fā)現(xiàn)，“工資條例”與“漲工資”并無必然聯(lián)系。部委起草的草案也未必能夠成為最終送交立法審議的草案。更何況，這個“工資條例”草案都還未“成形”，談何“條例即出臺，工資可望漲”？

　　我相信媒體和讀者大多都看懂了報道中的這層意涵。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再三強調，“……‘工資條例’與工資增長不必然互為條件。”然而這絲毫未曾影響到媒體和網民將“漲工資”的期盼加于這個還未成形的“工資條例”。媒體在設置議程時當已充分考慮了民眾的心理——從“除了工資沒漲，什么都漲了”的2007年一路走來，還有什么比加薪更讓人期待呢？

　　說來尷尬，CPI高漲本應是居民消費能力高漲的一個伴生物，而不應是相反。而勞動者的工薪又是居民消費能力的重要因素。問題恰恰就在于，當絕大多數(shù)勞動者的工薪并不見漲或漲幅不大，CPI的漲幅卻遠遠跑在了前頭。由此帶來的民生之困，至今難以疏導。當正在起草中的“工資條例”稍稍透出了那么一點希望之光時，民眾心中壓抑已久的期盼皆被寄托于此也就不難理解了。

　　問題在于，無論是作為法律還是作為行政法規(guī)的“工資條例”都無法為當下的民生境況解困。法律術語上的“工資”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月薪”還有著極大的差距。就算是“工資條例”將“工資”這一固定概念擴展到包括津貼、獎金、各類補貼和福利在內的所有薪酬，也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把所有市場主體的工資待遇都“計劃”了。否則，市場主體之間的人才競爭何以展開？

　　“工資條例”最應該也最有望實現(xiàn)的，其實并非什么“職工調薪可能參考CPI”，而是為勞資雙方搭建一個公平博弈的平臺。當然，這個平臺并不意味著放任勞資雙方弱肉強食。若如此，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永無實現(xiàn)的可能。鑒于勞資雙方力量對比的極不均衡，“工資條例”理應從制度上對處于絕對弱勢的勞動者給予更多的扶助。

　　因此，在筆者看來，“工資條例”的最大關注點其實更應是邱小平司長所言的“既要賦予職工在薪資面前的說話路徑，還要考慮職工的說話能力。”所謂“說話路徑”，就是要明確多條勞資博弈的管道，比如工資協(xié)商制度，最低工資制度等等。但從以往的立法中看來，勞動者并不缺乏“說話路徑”，而主要是缺乏有效的“說話路徑”。這正反映了立法理念上對職工“說話能力”的考慮還不夠。

　　所謂“說話能力”，也就是勞方跟資方談判的能力、協(xié)商的能力。單個的職工在現(xiàn)實中當然很難與資方對等談判，那么“工資集體協(xié)商”制度就應該成為勞資博弈的主要管道。作為行政機關的勞動執(zhí)法部門、作為勞動者權益保護機構的工會也應在自己的職能范圍內為勞動者提供法律幫助和組織上的扶助，并成為勞動者背靠的強大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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