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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看吧，當你抱持著一種搖擺不定的價值觀念，懷揣著一種功利主義的思想，并忽視基本的誠信與道德，就必定會使得世風日下、民風敗壞，把整個組織的文化全都搞亂了。這就好比你整個法律的實施靠的是一種酷刑，靠的是一種嚴格的考核，靠的是一種完全功利的獎勵，于是，人們正是出于遵守法制，出于眼前的貪欲和恐懼，所以就會使得整個社會或者說整個組織變得“免而無恥”、寡情薄愛，投機鉆營、溜須拍馬之風盛行。就質(zhì)量文化變革而言，這實際上也將成于制度、毀于制度。

司馬遷曾經(jīng)說過：“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就是說，任何法令都是用來保護制度實施的，而制度本身的好壞其實并不在于法令。這實際上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如果我們僅僅是以法令為標準，以標準為標準，以技術(shù)為標準來設(shè)定我們整個的一個質(zhì)量管理的制度，再加以考核、評估和獎懲來保證制度的實施，實際上就是為了制度而制度，把本末倒置了。

換句話說，我們僅僅是為了貫徹和實施某種質(zhì)量體系的標準，僅僅或者錯誤地想通過這些體系和標準來獲得質(zhì)量，卻不知道質(zhì)量為何意的話，那么，我們實際上只是在維持一種單方面地配合了某種抽象的要求，并不得不以考核，甚至于罰款來維系的制度。這在本質(zhì)上與商鞅之流也是沒有什么區(qū)別的。

其實我們的孔圣人早就對此有過經(jīng)典的闡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憋@然，對于這兩種制度控制的方式，他是批判前者而贊賞后者的；前者雖然見效快，但由于靠的是權(quán)力和處罰，很容易使人們發(fā)揮貪婪和懼怕的功能，演變成表里不一、言行二分的“兩張皮”狀況，并形成“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心態(tài)，從而使得“八榮八恥”無從落實、扎根。反觀后者，建立制度的精神就在于“德”，所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強調(diào)制度、習性和道德規(guī)范的建設(shè)一定要合乎“禮”，要能夠使人們自覺自愿地“有恥且格”，并由衷向善，所謂“克己復禮”。

面對這兩種不同的制度，許多人卻對我說：楊老師，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吧，難道這兩者之間不能兼容嗎？這反倒讓我發(fā)現(xiàn)自己也正在沿襲著黑白分明的“斗爭哲學”。是啊，如果從質(zhì)量管理的成熟度模式去思考，你會發(fā)現(xiàn)，孔子所倡導的“政”、“刑”、“德”、“禮”實際是一個完整的、相生相克的解決方案。

而現(xiàn)實中，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與法制”建設(shè)的成功經(jīng)驗也向我們昭示，我們的圣人實際上是設(shè)好了一個局讓你鉆的，你不把那些只言片語串起來并融會貫通，是無法揭示他老人家隱藏著的那個大問題的，那就是，我們整個國家也好，組織也好，你的使命、愿景和所倡導的基本的價值觀是什么？這才是核心。因為所有的制度都是為了實現(xiàn)這些東西的。否則，將會像商鞅變法這樣，把在其他六國都實行過的政令用于秦國，并根據(jù)這些要求而變更秦國的制度，以最終達到消滅六國的目的。

毫無疑問，秦國能夠迅速崛起也正是得益于商鞅的這種“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的做法。但也因此使得整個秦國原來淳厚質(zhì)樸的民風蛻變成了一種寡廉鮮恥的風氣。所以，秦孝公去世不久，商鞅便被施以車裂之刑，其家族也被滿門抄斬。這實際上也是歷史對商鞅刻薄少恩、極端功利主義的做出的回應吧！任何事，失去了“道”，而執(zhí)著于“術(shù)”，都難免會讓“商鞅變法”式的結(jié)局重演。就質(zhì)量工作而言，不難發(fā)現(xiàn)，許多組織還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效仿商鞅的種種做法，而且還頗有得意之筆，因為短期內(nèi)馬上產(chǎn)生了效果，卻沒有思考長期該怎么做。質(zhì)量管理，畢竟是人的問題，而非技術(shù)活動，是每個人的日常工作而非個別人的應景之作，它是一種言行一致的習慣，誠信負責的態(tài)度和“第一次就做對”的生活方式。顯然，這是值得我們?nèi)ド钏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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