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己任，道義于肩

有一句話叫做“無商不奸”，雖然說法有些片面，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此采用各種手段：投機取巧、哄抬物價、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嚴重違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僅做到了“君子生財，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俠商的氣概。范蠡認為：商人能夠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消費者。對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報，這樣百姓才更愿意與你打交道。這和彼得·德魯克的觀點：“企業(yè)必須為社會創(chuàng)造價值，社會才會回報給企業(yè)以利潤”的觀點不謀而合。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也有同樣的觀點：“天地不為自生，故能長生”。

范蠡雖然是一個生意人，但從不急功近利，對于經(jīng)營的利潤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災年等特殊情況，這個利潤比例還會降低，甚至賠錢救濟災民。在那個歷史時期，商品10%的利潤率是非常低的，因為，那時運輸極其不方便，戰(zhàn)亂、匪寇導致經(jīng)營風險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屬于絕對的買方市場，而且，從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達情況分析，那時還沒出現(xiàn)精確的利潤計算方法，因此，范蠡賺取10%的利潤應該是毛利率，而非凈利潤。這樣低的利潤率卻能使范蠡迅速成為巨賈，主要是其交易數(shù)額巨大，其次，資金從不閑置，迅速周轉(zhuǎn)，范蠡經(jīng)營的商品從未積壓過，因為其為人信譽好，為商磊落，更關(guān)鍵的是其商品價格比別人的要低很多。

范蠡一生為避名利而三次遷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追隨他，這其中的辯證哲學值得我們今天的企業(yè)家深思。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jīng)盛贊范蠡：“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范蠡一生中兩次官至極品，三次富過千金，每次富達千金又都施濟天下，但不久后又迅速再至千金。從政時，范蠡奉行了一個臣子的忠義，為商時，又盡了一個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謂是一個宏略于胸，又悲憫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資富可敵國，兒孫滿堂，88歲時無病而終，后人尊名陶朱公。范蠡留給后人了多部治國之策與兵法，經(jīng)商方面著有《致富奇書》、《陶朱公術(shù)》。司馬遷用16個字精確地對范蠡進行了概括：“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相較起范蠡，同樣富甲天下，也有“商圣”美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沒有范蠡那么明智，結(jié)局也大不相同。胡雪巖人生頂峰時，家產(chǎn)近3000萬兩白銀，可謂富可敵國，生意遍布全國，官至二品，御賜黃馬褂。胡雪巖的為人處事與經(jīng)營之道深受儒家的影響，但是卻少了份道家的哲思，沒有意識到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自然規(guī)律，在事業(yè)頂峰，甚至已經(jīng)出現(xiàn)危機時，不是急流勇退，固守前功，而是逆勢而為。其在上海開辦蠶絲廠，斥資2000萬兩白銀，高價盡收國內(nèi)蠶絲數(shù)百萬擔，妄圖壟斷中國對外的絲業(yè)貿(mào)易，而后在高價拋售，此舉激怒外商，聯(lián)合拒購華絲。次年，胡雪巖手中大量的蠶絲被迫賤賣，虧耗超過1000萬兩白銀，家資去半。胡雪巖生意失敗的消息迅速傳開，官商百姓都到胡雪巖開辦的錢莊提款擠兌，致使資金鏈斷裂，各地商號倒閉，接著，朝廷下令革職查抄胡雪巖。最終一代傳奇商人在失意，貧困中抑郁而終。

反觀范蠡，從唐代詩人李白在《悲行歌》中對范蠡的贊賞：“范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就能看出，范蠡無論從商還是從政，都顯得那么睿智，無論是做人還是做事，又都那樣灑脫。

為商大道：簡樸而自然

從上面對范蠡的描述我們看得出，從政方面，復興一國，覆滅一國，這樣的驚天地之事，同時期的“兵圣”孫武沒做到，集儒、道、法多家之長的范蠡做到了，而同為吳、越極地顯臣的文種與伍子胥卻被賜死。其實范蠡無論是從政還是經(jīng)商，其技巧層面的東西并非多么高明精妙，助其成功的往往是一些最簡單，最質(zhì)樸的，人人都懂得的道理，但當我們掌握了越多的技能后，這些質(zhì)樸自然的東西反倒被掩蓋或遺忘，而恰恰這些東西才是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欠缺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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