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2007年中國經濟那些爭議性話題依然會原封不動地帶入2008年:流動性過剩、巨額外儲、投資過熱、信貸控制以及資產泡沫。1.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夾雜著熱錢勢力的貿易順差、40%以上的整體投資率以及資產泡沫膨脹速度,而對這些數(shù)據(jù)的解讀可謂小徑分叉的花園:路徑太多,困惑且容易迷失。市面上主流的見解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太多了,人民幣需要大幅度升值,這樣就可以消除外部世界"輸入"的通脹以及流動性過剩,中國需要降低其整體投資率,因為中國的投資實在太"過熱"了;中國的資產泡沫并不嚴重,因為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速度和國民財富增長完全可以與之匹配。

　　對此,很多嚴謹?shù)娜耸勘磉_他們的異議。例如央行廣州分行副行長徐諾金博士對筆者說,他不明白有什么指標或者標準能證明中國的投資率是偏高和"過熱"的。在徐諾金看來,目前的局勢恰恰證明中國需要投資,需要鼓勵民間投資、正確看待固定資產投資,需要改變全社會對投資過熱的膚淺見解。

　　有趣的是,盡管他的結論顯得激進和邊緣,但分析范式和邏輯推導卻是異常正統(tǒng)而規(guī)范。他從宏觀經濟平衡公式"儲蓄恒等于投資"(I≡S)出發(fā),在開放條件下,國內投資與儲蓄的差額要與進口(M)出口(X)的差額相等,即S-I=X-M。它的含義是,國內儲蓄的不足要通過引進外資即進口來彌補,國內儲蓄的過剩要通過出口即輸出資本去消化。國內儲蓄與投資的差額越大,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即順差也越大。他認為,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外貿順差,恰恰是中國的儲蓄與投資的缺口太大了,如果再壓縮"投資",這個缺口就會更大。還有一種錯誤的判斷是將罪責歸結于中國高儲蓄,實際上,高儲蓄率對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是"寶貴的財富"而非"制造問題的根源"。

　　另外,用擴大消費的方法來降低高儲蓄率在短期內也不現(xiàn)實,因為消費與儲蓄是一個受制于一定制度結構下收入分配方式的制度性變量。市場自發(fā)的運行模式是少數(shù)人有更多的財富,但這些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這使得社會總體的消費傾向是遞減,儲蓄率是上升的。改變它,需要制度結構的改善和變革,這不是短期能達到的。

　　于是,平衡儲蓄和投資的缺口只有外部平衡和內部平衡兩種。一種是通過擴大出口來消化吸收過剩的儲蓄,即外部平衡法;一種是通過擴大國內投資的辦法去消化轉移儲蓄。多年來,中國都采取的是外部平衡法,現(xiàn)在應該反思這一做法了。在1993年以前,中國的投資率普遍大于儲蓄率,從這以后,投資率普遍低于儲蓄率,尤其是1996年-2006年這十一年來,投資率低于儲蓄率的幅度平均達到3個百分點,2006年兩者差額達到7.3個百分點的歷史高峰。徐認為,只要投資率低于儲蓄率,就不能稱之為過熱。

　　的確,如果以美國17%的投資率相比,中國看似很高,但實則兩者坐標不同。還有一種看法是以前蘇聯(lián)為參照,認為投資率高但最終產出效率低,不過這種看法忽略了前蘇聯(lián)的制度背景——封閉式對待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我們用直覺就可以想象出,一個國家的工廠、機器、教育投資越多,替代老舊廠房和機器的現(xiàn)代化設備越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越多,也就意味著生產效率越高。而建設的房屋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富裕;國家安裝的設備和基礎設施越多,人民的工作經驗就越豐富。

　　著名經濟學家Bradford DeLong和Summers曾證明,投資率較高的國家,從歷史上看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比如,說明日本每個工人的國內總產值自1960到1985年間相比阿根廷的增長超過3倍,因為日本和阿根廷不同,對新機器和設備投入了大量資金。而這是日本在經濟水平上遠超阿根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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