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茅于軾先生關于大學學費要提高的言論，遭來了熱批。聯(lián)系到去年兩會期間，吳敬璉先生“春運票價不上浮不符合市場經(jīng)濟的原理”，以及張維迎先生“窮人上不起學，是因為學費太低”的言論，都引發(fā)輿論不滿的情形，我一方面覺得，批評者大多沒有理解經(jīng)濟學家良苦用心的專業(yè)分析，另一方面，也深感經(jīng)濟學專業(yè)分析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需要引起經(jīng)濟學家的高度關注。否則，經(jīng)濟學家一說話，便引起不同程度的社會對立，這是“雙輸”的結果，我們都不愿意看到。

　　首先我要申明，作為有良知的公共知識分子，茅于軾、吳敬璉和張維迎不可能有和窮人過不去的本意。茅于軾、張維迎提高大學學費的初衷，是為了給窮人的孩子更多的助學金和獎學金，而不讓不該享受低學費補貼的人繼續(xù)獲得這一福利。吳敬璉在講提高春運票價時，還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于進城的打工者，一年一次要回家，可以采取別的措施，比如說給全體打工者補貼，這是可以做到的，這個可能更加實際。”作出這一申明的目的，是想提醒各位，當我們討論這些充滿矛盾的社會問題時，經(jīng)濟學家要注意方法的合理性和語言的可接受性，討論的另一方也要盡可能避免情緒化。

　　經(jīng)濟學家在進行專業(yè)研究時，往往為了研究的需要，在對復雜問題作出某個或某些假設的條件下進行簡化，如將商品分為奢侈品和必需品，將影響某個因變量的多個自變量簡化為一個，將社會群體分為窮人和富人。盡管這種簡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畢竟與現(xiàn)實有距離。就像我們在分析、制定大學學費標準時，僅將社會群體分為窮人和富人，即使在考慮到給窮人的孩子以助學金或補貼的前提下，也可能使這一學費標準失之粗糙，甚至失之謬誤。這是因為，社會除了窮人和富人，還有中等收入者，他們又可大致分為中上、中和中下三種狀態(tài)，至少有五個群體。這恰好像經(jīng)濟學研究收入分配的五等分法，將一定年齡段的總人口按收入水平分為人數(shù)相等的五組，計算每組的平均收入水平，再看最高組與最低組的倍數(shù)。

　　制定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時，政府以哪一類群體為考慮問題的基點，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政府在制定反貧困政策時，要以貧困線以下的群體為考慮問題的對象。又如，根據(jù)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和高考錄取率，政府在制定大學學費標準時，似要以中下等收入水平及以下人群的承受能力為底線，因為高等教育已經(jīng)進入了大眾化時代。因此，經(jīng)濟學家在評論這類問題，或給政府提供政策建議時，要盡可能選擇更加周全的方法和語言，以更加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如果經(jīng)常被誤讀和誤解，我們自己也是要反思的。事實上，茅于軾、吳敬璉和張維迎們的共同想法，是讓窮人更多地直接受益。他們都力主：該市場的，就徹底市場；該政府的，也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具體到幫助窮人，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需求方補貼。就像春運期間火車票漲價后，給農(nóng)民工補貼，這將在不扭曲價格的情況下，使他們既不增加支出，又能減少買票的困難。近幾年來，政府增加教育的投入，也有相當部分是以需求方補貼的形式出現(xiàn)的。例如，全部免除農(nóng)村九年制義務教育階段學雜費。又如，2007年將高校與職業(yè)學校的獎學金、助學金總額從18億元增加到95億元。需求方補貼有著以下顯著優(yōu)點：它是直接補貼，有著較高的透明度；它不改變定價機制，有助于市場發(fā)育及其健康運行；它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福利錯位，使真正需要和應該得到這項福利的主體得到福利，并且能夠減少挪用、貪污公共資源的機會。我們僅僅有幫助窮人的美好愿望是不夠的，我們還要設計最好的方法，使他們得到最大的實惠。在這一點上，經(jīng)濟學家不僅和大家的想法完全一致，而且，還可以貢獻自己的專業(y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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