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黃怒波出生于蘭州一個軍人家庭。他排行老幺，上面有兩個哥哥與一個姐姐。他的父親是副營級干部，轉業(yè)至銀川的汽車運輸公司。黃怒波兩歲的時候，舉家搬至銀川。1960年，在寧夏“雙反運動”中，他的父親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同年自殺身亡。家道中落之后，這一家子孤兒寡母，靠著母親在建筑工地里做活養(yǎng)家糊口。

 當時黃家住在銀川郊區(qū)的三間土坯房。椽子上搭著席子草，席子草上糊著泥，抹平就是土坯房的屋頂。黃怒波發(fā)小說，黃家有個箱子，鉆進去，外面的光線都漏進來了，因為箱子滿是窟窿。他家就是窮到這個地步了。

 幼年失怙的黃怒波，對父親印象寥寥：一次吃飯的時候他淘氣，他父親扇了他一巴掌；還有一次他靠著墻角迷糊睡過去之后，蒙蒙眬眬記得是父親抱他上炕睡覺。父親給他留下最后的印象是五花大綁著被人拉走了?！斑@是夢還是真實的景象，我分不清了?！彼f。

 那不是夢。黃玉弟比黃怒波大3歲，清晰地記得父親被人帶走的那天發(fā)生的所有的事。屋子里呼啦啦地沖進一群人，上來五六個人抓頭的抓頭、抓胳膊的抓胳膊，硬拽著他父親出去。他拉著父親不讓走，被撥到了一邊。掙扎中，父親的一只鞋掉了。母親抓起鞋追出門。剛到門口，不知是誰一腳把她踹了回來，跌翻在地上，胸口印著一個大腳印。四歲的黃怒波嚇得差點哭背過氣去，卻沒人顧得上他。第二天，又來了十幾個人，在屋子里翻東西，有什么砸什么，連衣服都給撕碎了。母親緊緊抱著黃玉弟和黃怒波，被趕在墻角縮著，看別人在自己家里翻箱倒柜，如入無人之境。事后清點，母親的兩個金戒指和銀手鏈都不見了。

 悲劇緣于一次小口角。黃父性格耿直，與運輸公司的黨委書記不對付。書記找茬降他工資，黃父罵了書記，責問他憑什么。三天后，黃父被定性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后來，黃玉弟遇到父親的兩位同事，他們說只要得罪了書記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1960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曾發(fā)動兩次地方性政治運動:“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和“反壞人壞事運動”。在“雙反運動”里，寧夏政府按人口比例“定數(shù)字”、“定指標”、“定任務”，進行大規(guī)模的抓捕。為了超額完成捕人任務，創(chuàng)造性把生活小事都列為“罪名”，只要有人“舉報”提名，即被批斗、捆綁、吊打逼供。當年支寧知青回憶，當時運動將所謂的“壞人”用細麻繩從后頸向兩肩上臂捆綁至肘，又將兩手臂向身后合并綁至腕，再將繩頭穿過頸后麻繩用力硬拉帶推至手掌到頭，使兩臂骨骼格格作響，冷汗淋漓痛苦得喊叫無力，有的當場昏厥。接著就是不用司法程序逮捕，也不用審判定罪就送監(jiān)獄或直接送勞改工地再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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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反運動”規(guī)模浩大，數(shù)以十萬計的無辜群眾受到慘絕人寰的折磨，不少人因而殞命。只有十四萬人口的平羅縣就捕了20410人，占總人口的145%，還有農(nóng)場、站、隊、集訓隊；公社的社、隊集訓隊；工、礦、企業(yè)、事業(yè)、學校的集訓隊；黨、團、行政處分等等數(shù)目更是可觀了。據(jù)初步統(tǒng)計，單死在獄中的就有200余人，這還不包括死在路上或醫(yī)院里的（那些暴徒知道一些“犯人”被折磨得不能活了，為推脫罪責，就把將死的“犯人”放回，讓其死在半路上或死在醫(yī)院里了）

 黃父被人硬拽著離開后，就沒消息了。沒人告訴他們，在哪個地兒勞改。黃母堵在運輸公司，天天坐在那里哭，沒人理。“那會兒你告誰呀？你告這些人就是告共產(chǎn)黨，人說不準還抓你。”黃玉弟說。

半年后，終于來人通知黃家母子看人。母親帶著黃玉弟去勞改農(nóng)場，走了一天多還沒到。第二天一輛馬車車主讓灰頭土臉的母子倆搭上便車。天沒亮就出門，直到晚上才到農(nóng)場。那里有一個大棚子，坐滿了過來看親人的人。當時是冬天，風吹在身上，骨頭縫里都冒寒氣；沙子打在臉上，眼睛都睜不開。農(nóng)場的人說第二天早晨才準看人。在四面空空的大棚子里，抱著孩子的女人們擠在一起。沒吃的，沒喝的，干熬著過夜。

早晨叫號，輪到黃家母子，才知道人死了。母親抱著黃玉弟哭，問怎么死的。農(nóng)場的人說，“反革命分子”自殺了。他指了個方向:“埋在那兒，喏，去那里找吧?！表樦更c，母子倆去了墳場。一眼望去，平地上密密麻麻的布著幾百個小土堆。人埋在地下，和筷子差不多高的小土堆就是墳頭了。墳頭上放著一塊青磚，上面寫著名字，供親人尋尸。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就這樣，黃母將代表她丈夫尸骨的青磚帶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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