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思想，在先秦的社會大動蕩中很快就衍射到了各個方面，并對各種治理國家的方略產(chǎn)生了影響。從道家自身而言，無為而治的管理方法建立在以“無”為本體的哲學理念之上，但要達到有用，無為方法很快就走向了“術”。《道德經(jīng)》本身，就有豐富的“術”資源。老子的“術”提出了古代的動態(tài)管理思想，力求做到管理變化與情境變化的同步，同時又使 “術”逐漸脫離“道”的約束而不斷向權術轉變，由此而帶來了管理中的“偽”。儒家同道家在管理上的爭論，主要表現(xiàn)在“誠”與“詐”的矛盾上。在道家思想的流變過程中，兵家和法家推動著道家思想由無為向有為的轉化，老子思想具有進可攻退可守的靈活性，所以，當兵家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顯示出背離“道”而自成一家的傾向時，即兵家由“孫子兵法”向“三十六計”演變時，兵家就不再具有“道法自然”的母體思維；當法家走向商鞅韓非的富國強兵道路時，也已經(jīng)背棄了老子思想的基本宗旨。不過，老子的“靜虛”、“道”等概念，在其他學派中得到了廣泛傳承。

無為而治與權術之治
關于無為而治，除了從方法論角度考察外，還需要從管理的本體論角度加以認知。工業(yè)化以來，功利主義使人們的眼光越來越轉向有用，而忽視了無用的意義。而從本體論角度看，沒有無用的襯托，有用也會黯然失色。老子對此作了獨到的說明；“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第11章）車輪輻條之間的“無”，成就了車輪轉動之“用”；陶器中空的“無”，成就了陶器盛物之“用”；墻壁上門窗處鑿開的“無”，成就了房屋的居住之“用”。因此，“有”可以帶來利益，而“無”才能產(chǎn)生功用?，F(xiàn)實中，隨著“有”對“無”的擠壓，“無”的價值被許多人忽視。所以，參照老子的說明對“無”加以辨析，可以使管理活動中的冗余、無效等問題得到新的界定。從本體上重新給定“無”的地位，有助于在方法上準確把握無為而治的意義。

按照無為而治的思路，道家發(fā)展出了一整套“知雄守雌”的管理之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之，不可長保。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復歸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9章）這種知雄守雌，有兩個發(fā)展方向，一是動態(tài)管理，二是權術之變。

現(xiàn)在談動態(tài)管理的人很多，但如何實現(xiàn)管理中的動態(tài)，仍然需要有思想上的突破。在現(xiàn)實管理活動中，人們往往截取一個時空橫斷面來處理事務。某一產(chǎn)品，市場需求時時在變，然而，建立與市場變化同步的生產(chǎn)決策體系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當經(jīng)營者確定這種產(chǎn)品到底生產(chǎn)多少數(shù)量時，他不會也無法做到與市場需求同步變化。生產(chǎn)任務的設計和下達，要根據(jù)經(jīng)驗提供的銷售量，綜合原料、工時、資本、產(chǎn)能，一直到考慮倉儲、運輸?shù)纫蛩?，把某一時間段的需求量作為一個不變量來考慮。例如，制造電視機，廠家會根據(jù)自己產(chǎn)品在過去每月、每年的銷量，加上各種已知因素的權值，確定出一個按月或者按年的生產(chǎn)計劃。這時，他盡管知道情況時時在變，但計劃安排只能假定“不變”。所以，經(jīng)營者在現(xiàn)實中是“固化”某一時段某一情境來從事管理的，變革只能間歇進行。在關于變革的論證中，往往可以看到“啟動→變革→固化→不適應→再度啟動”這一循環(huán)，實際上這是動態(tài)管理的靜態(tài)化。

正因為這種靜態(tài)化，會使管理決策與情境變化并不完全吻合。當市場變化尚在決策者的預期范圍內時，一般不會造成重大失誤，然而，市場變化超出了決策者的預期，就有可能承受不了。所以，決策者只能拼命提高自己的預測能力，使預測盡量同將來的情境一致。但這會給管理者帶來兩大難題：一是在做決策時投鼠忌器，二是難以確定固化變革的區(qū)段大小。所謂投鼠忌器，是因為任何變革都會造成舊有東西的損害，一旦這種成本超出了變革帶來的收益，成本高昂的東西就變成了神廟中供奉的器物而不容變革，而何為“器”則很難確定。例如，在近代中國的變法過程中，一開始，當局把體制界定為不能變更的神器，只能學“船堅炮利”；甲午失敗，不得已放開了體制變化，但不能學立憲政體；在革命壓力下，不得已又開放了立憲領域，僅僅把帝制作為最后死守的底線；辛亥革命又打破了當局的這一底線，使得執(zhí)政的皇族權貴不得不抱恨喊屈，感嘆計劃趕不上變化，認為國家管理的不確定性太大。在這種不確定性面前，每次變革的適應期區(qū)段會越來越短，而這種適應期區(qū)段的變短，又會極大降低變革的收益，或者迅速增加變革成本，致使變革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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